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基石。邓小平同志讲,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能战就是具备控制危机、威慑对手、打赢战争的实际能力,止战就是遏制战争、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没有止战的追求,能战就会演化为穷兵黩武和对外侵略,而没有能战的实力,止战就只能是一厢情愿。70多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将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打到谈判桌。此后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最终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事实证明,战的准备越充分,战的能力越过硬,在战略上就越主动。
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2014年12月13日,第一个法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习主席在公祭仪式上指出:“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上,中华民族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渴望和平,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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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论谋攻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在上升,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总体和平态势可望保持。但也要看到,在实力政治、丛林法则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铸剑为犁仍然只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2020年1月,由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设置的、警告人类文明潜在危险的“末日时钟”,被调整到离午夜仅剩100秒的位置,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已经上升到了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过去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要讲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要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方面的战略功能,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31.如何理解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
1957年12月起,美国为阻挠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断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心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1958年8月23日,我军万炮齐发,猛烈轰击金门国民党军阵地,拉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此后,根据美国政策变化和国民党的反应,我军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双日不打、单日打”等策略方针,既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气焰,又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还在国际上支持了当时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回望历史,这场战役巧妙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与外交斗争融为一体,堪称政治军事仗的经典。习主席指出,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科学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为政治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当非战争手段无法满足经济利益诉求时,便开始诉诸战争手段。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意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964年5月,他在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经验时说,“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把握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就要理解“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就要分析“战争是因为什么、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就要“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
处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事关国家命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今中外,由于没处理好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盲目走武力侵略扩张道路,使国家陷入困境的教训并不鲜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非法对很多国家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干涉他国内政,荼毒平民百姓,不仅在军事上付出高昂代价,而且在政治上也失了大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边境地区打的几仗,都是坚持自卫防御,坚持有限目的,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是打是谈、是进是止,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从政治上来考虑。历史证明,正确把握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战略主动,为国家安全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反之,在战争问题上出现误判,产生的政治后果往往是关系全局的,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当今时代,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愈发突出。一方面,军事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军事斗争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显著增强,作战目标的确立、作战规模的控制、作战强度的把握,都要服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现代战争战场空间多维,战场环境高度透明,作战双方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世人面前,使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应更加凸显,争夺政治、道义和法理制高点的斗争更加激烈。把握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制约,就要做到始终围绕政治目的筹划指导战争,着眼政治形势选择作战时机,根据政治需要实施作战行动,当进则进、当止则止。
着眼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筹划军事行动。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一目标,越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越是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不能出现战略性失误。我们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头脑。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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